史印自述：

史印，是我的乳名，但按家谱字号编序我是河南嵩县《虎岭史氏家谱》里十四代人叫史风楼的，只是史凤楼这个名字实际上只是我的学名，只有我上小学的四年半里才用过，史印才是我的一生中的常用名。

我生于1943年（农历羊年正月十三卯时），五岁时父亲去世，童年时期是母亲带着我和比我大五岁的哥哥一块过日子的。

我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吃饭时，有一次我吃红薯的时候把红薯皮扒掉扔地下了，当即，被已经掉了一颗牙、又几乎满头白头发的父亲用他吃饭的筷子在我的光头上狠狠地打了一个血印（这也是此生中父亲留给我的唯一印象）。

我小时候尿床，说起来怪丢人的。我记得像做梦，梦里憋的慌，醒了就尿床上了。我不是每天晚上都尿床，是隔三差五尿床一次，但总是不能停下来。我尿床一直尿到我当兵后的第二年，十八岁时才停止。这可能是病，俗话说“秃十七，尿十八”，我是真的应了。

我只读了四年半小学，十五岁时候算参加工作了，先后是去公社养猪场喂猪、公社石工队修路干活，后到公社运输站当了事务长（管食堂），十七岁去当了兵。

我一生从参加工作算起，离开老家，走南闯北，除东北三省比较熟悉外，福建的南靖、江西的鹰潭我都居住过。当兵转业后回到河南，最后落脚于西安。

我是1960年8月1日参军入伍的。从战士起，班长、排长、连长，最后到原三十九军司令部炮兵处当了参谋，一直顺风顺水，1968年在辽宁海城结的婚。我人生中的大转折的是发生在当兵期间。1973年9月“十大”闭幕后，我给党中央毛主席写过一封很长的信（一万多字），认为当时提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是不符合社会实际的，从而针对当时教育战线上大肆宣传“张铁生”，文艺战线只许唱样板戏，农村农民收入太低和军队里借“三支两军”口号，搞农场、办林场，挖煤矿、搞油田等等，提出了不同意见。结果于1974年3月我在部队里被立案审查了（后来我听说原本是要关起来审查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当年只是让我停职不再工作，自己反省写检查）。我是一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才被停止审查，但最后未做结论，领导上只是说审查结束，材料销毁，就糊里糊涂地转业回到了河南。我1976年10月转业后，先后在义马矿区“办事组”、洛阳行署的财贸干校、“财委办”、“工商局”和三门峡市政府的商业管理委员会，档案局，外经委工作，直到2003年退休。退休后，我算了一下，我这前半辈子，从农村去当兵，从当兵到转业，一共变换过17个工作岗位，先后搬过10次家，最终虽然算是落了个正处级公务员待遇，但实际上一无所成。退休后，2004年开始学习电脑练打字。我在新浪聊天室里认识了一位湖北女孩，网名叫颦儿（真名王小玲），热聊了半个多月后，她以网名“颦儿”的名义给我写了一个叫《史印先生网传》的东西发在当时的“紫竹林”上（这东西2008年经我修改重编后，我发表在现今的“博客中国上”）。记得在《史印先生网传》末尾，我写了一首诗：“回首往事数十秋，破雾追云曾不休，大道未判黄昏近，糊涂依然只白头！”这，乃是我自认一生写照。

如今，快八十了，回忆起来，小时候家里穷，只上了四年小学，当兵后在1962年到1964年这段时间我曾经努力地 去自学文化课。当兵的每月六元津贴费差不多都买书了。两年里我把高初中除俄语和化学外的所有课本读了，虽并未全学通透，但大体可以与之同步，现在想来，这也是我在40岁的时候能正式考进郑州大学在读的重要基础。我自认自己是个爱学习人。除文化学习外，转业回到地方后，在工作之余我还化了很多时间比较系统的研读了《道德经》、《周易》和古代的各类算命术，如“四柱命理”、“六爻占卜”“奇门遁甲”、“六壬”、“邵子易数”、《字触》和《灵棋经》等等。我的天性是喜欢动脑筋和动体力的人，我能做家庭里常有的木工和电工的活，我可以维修一般的家用电器如收音机、洗衣机、缝纫机、电动车一类的东西。回想起来，我一生里涉及的事很多，但精炼的很少，这可能是自己不能有较大做为的原因吧！不过，我认为知识技艺不压身，多学习，多动手，即使无大成，但可少求人。

此外，我小的时候身体素质很不好，六十岁以前，一米七十二的身高却一直只有一百零几斤的体重。听我母亲说，三到六岁间害了两次大病，过路的算命先生曾说我只能活到十三岁。二十岁时患过肺结核，中年时期眼底严重出血。我爷爷和父亲都是不到五十岁就过世了的，所以我总觉得自己活不过六十。三十岁那年在部队住医院疗养时，与一位老军医闲谈，他告诉我坚持吃维生素c可以改善先天不足;因为那时候维c便宜，两毛五一瓶可以吃三个月，我坚持吃了十年。1997年国内“气功热”，我参加过张宏宝一派的气功学习班，学习了三期。当时办的“气功”班，他里面的确有很多骗人的东西，但其中要求坚持“打坐守静”和坚守“空虚和善念”这两项内容，我始终觉得是很有科学道理的。所以我从1995年开始到现在，一是坚持“日食两餐（我选择的是不吃早饭）”，二是坚持每天睡前静坐二十分钟，不能入睡就用意念引导自己放松身心。今年七十八周岁了，一九九七年我与亚武山与一位道士闲谈“八字命理”时，我自测自己可能会死于八十四岁时的丙午年，四年前我去雁塔区“红会”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但现在感觉与同龄人相比，身体还要好很多。上述这些，是否存在有因果关系？今也粗说于此，遗于供后人届时参究吧。

（史印生平自述于2021年春节于系安）